计算所的知识创新工程与体制改革

李国杰

我国第三代领导人十分重视科技创新，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科技创新是促进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1998年江总书记在科学院的报告上批示，支持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并给科学院题词，明确科学院的任务是从事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富有政治远见的战略步署，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举措，标志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为中科院各所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一、计算所的定位

中科院计算所改革是1998年首批列入知识创新工程的12项试点工作之一。计算所要改革上上下下都赞成，但计算所朝什么方向改革当时并没有形成共识。关键是计算所究竟是办成国立研究所还是企业研究所，或者既是国立研究所又是企业研究所。1998年9月中科院关于“计算所深化改革的决定”规定“计算所改革的目标是成为与国际接轨的新型国家研究所”，同时又要成为“联想集团的技术创新中心”。依据这一精神，计算所大门上挂了两块牌子，一边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另一边是“联想研究院”，试图做到一个单位两个头衔，计算所即是联想研究院。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一个企业研究院同时又要承担国立研究所的职责难以做到。尽管企业发展了国家也受益，企业目标与国家目标有一致性，但任何企业都是一个功利集团，有自己的赢利目标，企业目标不可能等同于国家目标。中科院的技术型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工作，解决国家急需的重大科技问题，其中包括国防科研任务，而联想等企业目前不会考虑承担这样的科研任务。作为国立研究所，计算所还要承担基础性研究任务与5-10年内可能产业化的前瞻性研究，如生物信息学、大规模知识处理和网格研究等，国内企业短期内也不会有投入做这种研究。计算所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通过技术转移支持信息产业发展，这与公司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侧重点也有区别，计算所侧重于行业的共性关键技术，力争对制定行业技术标准做出贡献，希望技术尽可能辐射面广，而企业往往更希望独家拥有某种技术。

我国各部门所属的研究所绝大多数已经或正在转制为企业或大企业的研究所（院），这对解决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有好处。科学院计算所是不是也要走这条路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也许计算所彻底变成联想研究院，不承担国立研究所的任务，在联想的高强度支持下也有可能成为一流的企业研究院。往这个方向走计算所原有的文化理念必须彻底改变。如果这样做，国家必须考虑另找或新建一个国立研究所取代中科院计算所地位与作用。中国的国情不同于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计算机领域必须有一个起领头作用的国立研究所。国立研究所必须在国家的支持下长期稳定地发展，不能像朗讯公司的贝尔实验室那样，红火时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企业不景气时人员作鸟兽散。科学院领导认真总结了98—99年计算所知识创新试点的经验教训，1999年10月下达文件重新明确了计算所作为中科院直属研究所从事“三性”研究的任务，同时在联想集团内建立联想研究院，计算所所长不再兼任联想研究院院长。这是一项符合所情国情的决定，推动了计算所的改革与联想的技术创新。历史是试金石，任何决策都将受到历史的检验。改革是崭新的事业，探索总要付出代价，但我们在改革中作出重大决策的出发点要符合当前国情、符合科技发展规律，还要经得起后代的检验。

二、与一流国立研究所的差距

经过人员分流，新的计算所要向国际一流的研究所迈进，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国际上著名研究所的巨大差距。主要的差距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经过一、二十年的长期经费短缺，计算所已形成人自为战，力量很分散的局面，必须进行科研目标凝练和机构调整，尽量争取大的科研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

2）对人的投入少，研究人员待遇低，对一流人才的吸引力和优秀人才的支持力度较弱。必须下大功夫吸引优秀人才，增加新鲜血液。

3）成果产出效率低，对国家与产业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少，技术转移和辐射能力低。必须改变观念，重视对企业的贡献，形成强大的企业孵化能力。

4）具有原始创新的自主知识产权少，尤其是专利数量少质量不高，必须重视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鼓励原创性的研究工作。

5）科研环境较差，缺乏催人上进的研究所文化与管理机制，必须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管理机制，树立“创新、求实”的文化理念。

总之新改组的计算所人力和财力底子薄，面临的困难很多。但是，计算所人有拼搏奋斗、艰苦创业的传统，在开展知识创新工程中，计算所进行了实实在在的二次创业。

三、凝炼目标，有所为有所不为

21世纪计算机技术发展可归纳为“高、广、深”三个方向，即朝着高性能、无处不在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计算所要在这三个主要方向上选择突破口。根据这一认识，计算所的知识创新工程选定高性能计算、4C（Computer、Communication、Consumer electronics和 Contents）融合的网络与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软件技术三个主攻方向，设立高性能计算机（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计算机体系结构、信息网络、数字化技术、软件五个研究室与中科院智能信息处理开放实验室。2000年选定五个重大项目：超级服务器及高端计算环境、网络测试和性能评价的理论和方法、多功能感知机、大规模知识处理和数字图书馆关键技术研究。2001年选择了高性能CPU研制、曙光4000超级计算机（预研）、一体化信息平台和机载SAR实时处理系统四个重大项目，此外还有一些前瞻性研究项目。这些项目都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特点。

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两年多时间里，计算所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其中最突出的两项成果是曙光3000超级服务器和天骄（Godson）CPU芯片。曙光3000是为期15年的863计划的重大成果，它是一套280个Power3处理机组成的超级服务器，峰值速度每秒4032亿次浮点运算，超出863计划原订目标40倍。曙光3000研制经费由国家与用户各出一半，充分表明用户对研制者的信心。该机现已成功运用于杂交水稻基因组分析，成为我国生物信息研究学的主要装备。天骄CPU已于2001年8月在150万门的FPGA上成功实现，含600多万晶体管。该芯片与MIPS芯片完全兼容，执行250多条MIPS指令，但逻辑设计全部自行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装有天骄CPU的开发系统上已正常运行Linux 2.4操作系统，具有64位浮点运算功能，在FPGA较低的频率下测试，其性能已超过Intel 486。2002年上半年采用0.25微米标准单元电路投片后预计可得到200—300M主频的通用CPU 芯片，性能接近Intel Pentuim水平。2003年采用全定制方式投片，估计可生产出具有双发射结构的高性能通用CPU芯片，性能可达到500M主频的ALPHA 21264或1G主频的Intel Pentium III水平。天骄CPU 芯片采用了当今CPU体系结构与逻辑设计最新技术，如寄存器重命名、动态流水线、乱序执行、精确中断等，在CPU逻辑设计方面已达到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明显缩小了与国外差距。研制与国际上同步的高性能CPU芯片是计算所的一项长期性的战略科研任务，天骄CPU芯片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为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做出了令人眼睛一亮的贡献。

科学院评估中心对计算所2000年的知识创新工作进行了严格评估，计算所在全院36个进一期创新工程的研究所中排名第11位，在高技术局16个进入创新工程的研究所中排名第4，按研究员人均三性贡献率计算所在全院排第一。相对于金属所等先进单位，计算所的创新目标完成度与三性贡献都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专利数和SCI论文方面差距较大，值得深刻反思与高度重视，但作为一个体量不大刚刚走上正常轨道的研究所，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不容易，这是全所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所内外人士从计算所的进步看到了再铸辉煌的希望。

四、海纳百川，广泛吸引人才。

计算所能不能成为一流的国立研究所，关键是能不能吸引到一流的人才。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以来，计算所把吸引与培育人才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提高工资待遇是吸引人才的必要条件之一，按院里规定计算所实行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三元工资体系，通过绩效工资较大幅度地提高人员待遇。但与国外或外企相比，工资上仍有较大差距，通过技术转让提成或在公司持股可以进一步激励骨干员工。但本质上讲，吸引有事业心的真正一流人才主要靠研究课题的挑战性、在完成重大任务中实现个人抱负的机会和求实创新的文化环境。

两年来计算所已引入三位从国外回来的杰出海外学者：曹存根、韩燕波、诸葛海。在北大工作的李晓维博士通过竞争上岗应聘了网络室的研究员岗位。电子所的王贞松研究员、软件所的眭跃飞研究员投奔了计算所，王贞松曾经是军口一重大项目的副总师，到计算所以后在机载SAR实时处理项目中立下新功。陆汝钤院士担任了计算所人工智能方向首席科学家、智能信息处理开放实验室主任。离开计算所多年的高庆狮院士又回到计算所从事信息安全与机器翻译等方面研究，担任软件方面首席科学家。张景中院士最近也兼职在计算所工作。这些学术带头人的引进为计算所增添了活力，带动了计算所的科研。

在如何发挥海外智力资源作用方面计算所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取得了初步成果，并得到越来越多一流海外学者的认可与支持。计算所采取与海外学者办联合实验室的方式吸引人才是从信息安全领域开始的，在CMU工作的何奇博士兼任联合实验室主任。他在一年时间里已回国五次，带领一批海外学者和计算所的青年学者在信息安全方面作出了创新成果。在生物信息学领域与世界著名学者李明教授领导的团队也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开展高效算法的研究，开辟了计算所新的研究方向。最近体系结构方面的知名学者高光荣、李凯教授等正在筹办先进体系结构与编译联合实验室。实践表明，这种内外结合对计算机的科研工作与国际同步接轨很有好处。

计算机是一门年青的学科，需要年青人做学术带头人。计算所十分重视培养青年学术将才，六个研究室的主任平均年龄只有36.8岁。计算所45岁以下的研究员占研究员总数的42%，青年人已成为计算所的主力。为了促进有才华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计算所设立了领域前沿青年基金，支持青年人做有创新意义的自由探索与基础研究，20多位青年学者（包括刚获得博士学位开始工作的青年人）得到了在社会上难以获得的起步支持。计算所的研究生入学人数这两年增长很快，2001年招收博士生90名，硕士生93名（其中一半左右硕博连读），在学研究生已达378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大都来自重点大学，他们是计算所科研的一支生力军。

五、孵化辐射，促进产业化发展

计算所的大部分科研活动，最终的效益要体现在促进了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就是说，计算所要为信息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增加、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占有率增加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因此，开展知识创新工程以来计算所下了很大功夫做成果孵化与技术转移工作。找到适合国情的模式解决科研与经济“两张皮”问题是计算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计算所没有重复走过去十多年所办公司的老路，而是采取企业孵化的办法走出一条新路。为了使企业能吸收消化计算所的技术，先用半年到一年时间与企业合作办联合实验室，等企业掌握了转让的技术并物色好合适的经营班子再创办新的高技术企业。联合实验室是真正的企业孵化器，比一般高技术园区只提供场地和后勤服务的孵化器成功率高。计算所用这种模式已孵化了经营企业信息平台软件的中科力腾公司和做网络测试等服务的网信公司。台湾工业研究院在孵化企业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计算所与企业办联合实验室借鉴了台湾工业院的模式。另外承担联想等公司委托的开发任务、直接向企业出售知识产权、与企业联合申请承担国家科研任务等都是计算所促进产业化的途径。做为知识产权的发生器，计算所对企业的影响力将日益壮大。

计算所的技术不仅辐射到北京的企业，也要辐射到全国各地甚至走向世界。计算所承担了Intel公司基于Linux的IA-64编译器开发，与Nokia公司合作研究IPV6技术，在广州、重庆等城市率先构建IPV6网络，与世界顶级公司合作使计算所走在高技术发展的前沿。与地市合作，特别是与各地的高技术开发区合作是科学院的一项重要工作，计算所正在与天津、深圳、杭州、苏州、大连等地洽谈建立计算所分部，将计算所的智力与外地的人力物力资源结合，加速成果转化与技术辐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科技与经济脱离有很深刻的原因，与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文化有关。各个行业自成一体壁垒较高，不隶属于一个行业的科学院的成果很难成为行业的标准或行业优选技术，严重阻碍科学院的技术辐射。计算所以突破行业关键共性技术为主要任务，要真正为制定工业技术标准做出实质性的贡献，还要进行艰苦的努力，既要技术上高人一筹，同时在体制上要大胆创新。

前程似锦，任重道远，让我们高举改革与创新的旗帜，为计算所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