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新的牵引力

----考察深圳高技术企业的体会（2002年）

中科院计算所　　　　  李国杰

9月下旬随杨柏龄副院长率领的考察团到深圳对几个高技术企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在这之前，我还到大连、苏州等地考察访问。各地高技术园区蓬勃发展与对高技术科研成果的强烈需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考察期间我一直在想：科学院与各地高技术园区中的企业仅仅是一种横向联系吗？科学院立志要做科研国家队，要考虑国家利益和国家的重大需求，那么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究竟是什么关系？像计算所这类技术型研究所究竟应如何凝练科技目标才能为国家GDP的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提高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许多问题还没有想得很明白，现将一些初浅的体会写出来供参考。

一、　　　　　  知识创新需要强大的牵引力

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已三年了，各个研究所的面貌都有所变化，但有个重要问题似乎还未解决，这就是知识创新工程持续下去究竟靠什么来激励，靠什么力量牵引？不容讳言，目前各所争着进入创新工程的一个激励因素是国家给了一笔创新经费，有了这笔钱，各所的日子会好过一些。但仅仅是增加一些科研经费，科研人员凭着为国争光的较抽象的理念，很难有紧迫感与持久的热情。我同意王选教授的观点，技术型的科研人员必须从企业与市场中获得实实在在而且强有力的需求刺激，被需求推到技术发展的风口浪尖上，才会焕发非同寻常的才气和热情。从这种意义上讲，不仅仅是企业需要科学院的成果，而是科学院需要企业需求的刺激和牵引，才能真正成为科研的国家队。

总的来讲，我国高技术企业对科学院的需求还不很强烈。但少数高技术企业已经在做科学院水平相当的研究开发。例如华为公司已有八、九千人的研发队伍，每年投入22亿元科研经费（包括中试费用），其人力与经费投入规模远远超过科学院的研究所，他们做的研究开发已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各高校从事863通信领域课题的本科与硕士毕业生许多进了华为。华为公司每年有上亿元的预研经费拨到有关高校。由于科学院在通信领域实力不很强，至今没有感受到华为公司强大的需求刺激。深圳飞通公司在国内光电子产品市场上已占可观的份额，也是863高技术成果转化基地之一，与我院半导体所的科研方向很对口。但据该公司介绍，似乎半导体所更愿意自己做产品化工作，对他们提出市场需求的反映不很积极。飞通公司反映的意见可能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企业提出的需求，哪些科学院应该积极响应是每个研究所都要认真思索考虑的问题。

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所以国家下大力气启动内需。影响科学院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前瞻性与战略性的科研需求不足，特别是企业直接提出的前瞻性研究需求不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企业不够强大，还拿不出足够的科研经费，或者缺乏从市场潜在需求归纳出新产品要求的能力；另一方面是科学院的研究所水平不高，能力有限。企业需要的核心技术拿不出来或者科学院的科研成果远水不能解近渴企业不感兴趣。总之，目前科学院主要的科研模式是以项目形式从国家拿钱，试图形成企业需要的科研成果，而各上市公司从股市筹到钱和一些投资公司手上拿着钱到处找“项目”，“项目”成为稀缺资源。实际上，此项目非彼“项目”，投资者对“项目”的渴求并没有形成对科学院科研力量的强大需求。如果有一天，不是科学院各个单位与大学和部属科研单位竞争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的经费，而是全国各大企业排着队竞争科学院的智力资源，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成为社会的稀缺资源，知识创新工程就有了持续的动力。

二、　　　　　  科学院与企业的关系

我们常说科学院要为国家效力，考虑国家的战略需求。其实绝大多数国家需求都是通过企业实现，包括国防装备大多数也要由企业提供。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是最重要的国家需求。从这一点看，科学院知识创新成功与否的一条重要检验标准是企业是否真正受益。将从事国家战略性研究与为企业服务对立起来是十分错误的。

目前多数科学院的研究所尚未进入国民经济的大循环，较多的成果通过研究所控股的公司转化。在企业消化技术能力不强的一段时期内，这种模式是不可避免的。台湾工业研究院早期也是通过分离出联华、台积电等集成电路公司，带动了台湾电子工业。但有一笔投入产出比的账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国家每年投入科学院的经费（包括事业费、创新经费和各所争取到的国家科研经费）恐怕接近一百亿元，而科学院下属400多个企业每年上缴国家的税收可能不到10亿元。当然科研项目成果还有其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总的来讲，科学院对国家的回报应明显大于国家投入才有存在的价值。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成倍甚至十倍百倍地放大科学院科研成果的效益。

要实现效益放大，可能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提高对某些行业的整体性贡献。比如，家电行业目前全行业亏损，前几年龙头企业长虹等公司不重视科研已尝到苦果。科学院有没有可能为重新振兴家电行业做贡献。又如计算机已从CPU为中心发展到以I/O为中心，外存设备是新的热点，但这次参观深科技公司发现其利润严重滑坡，磁头的竞争力也在下降。我们能不能为启动外存设备与网络存储做点贡献？我国银行、税务、海关、铁道等部门信息化是大的市场，但由于行业壁垒，各行业“肥水不留外人田”，科学院这只野兔子很难吃到人家喂家兔的草。如何通过掌握行业的关键共性技术带来整个行业的发展是一篇很难做的大文章。江院长牵线与上海机电集团签定12项合作项目协议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开了一个好头。另一条出路直接为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特别是为各地高技术开发区做贡献。相对而言，先进的开发区对科学院各所有较强的需求，我到过的大连、苏州、深圳等地迫切希望计算所去当地建分部（分所），科学院应当把与高技术开发区合作放在更高的位置，将此项任务作为全局性的战略任务，以各地开发区的强烈需求来带动知识创新。与开发区合作也有一个定位问题，应着眼于开发区全局，注重带动示范性，而且要因地制宜，要注意培育企业前瞻性科研的需求，促使开发区技术更上一层楼。人口只有500多万的芬兰可以培育出诺基亚这样的世界知名企业，科学院与各地开发区合作应该能培育出世界一流的高技术企业。

科研面向经济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我们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观念也需随形势发展而改变。上面提到的科研人员的项目与企业寻求的“项目”不重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谁服从谁的问题。我国各项科技计划的立项大多出自官员和科学家组成的专家组，我曾多次呼吁在专家组中增加企业的市场分析专家和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但至今响应寥寥。国家的项目难以开花结果与设定课题指南者的素质有关。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界的投资者也容易盲从、一哄而起追逐炒作的热点，国内有真知灼见的投资家还不多见。如果一味要求科学院的研究所完全听企业的安排，某个企业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可能低水平重复，将国立研究所变成某些企业的研究所。科学院的研究所与企业的合作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科学院应优先选择高度重视科研成长特别好的企业合作，培育行业新的生长点。从实际出发，科学院可先从较短时间见效的项目合作做起，获得企业的信任。但长远来讲，科学院应引导企业重视前瞻性的研究。历史上一项有价值的原始发明，比如晶体管、光纤等对经济的影响决不是一个短平快的项目可以比拟的，科学院对GDP的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提高最终还要反映在重大的发明创造上，我们既不能目光短浅，随波逐流，也不能眼高手低，孤芳自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