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所“创新.求实”创刊号(即”计算所动态”新改版)发刊词

以“产出”的影响为导向，提高科研效率

李国杰

由于主客观的多种原因，上世纪末计算所处于低谷，存在徐志伟副所长归纳的“迷、散、乱、弱”几大弊端。2000年通过明确定位解决了“迷”的问题，2001年通过凝练科技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散”的问题，2002年通过制定全所发展战略，初步解决了“乱”的问题。从2003年开始计算所进入了以提高科研效率、为国家综合国力和GDP的增长多做贡献为目标的新阶段。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GDP从1950年的119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1.2万亿美元，增长了100倍，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前列。我国的科技竞争指数在全世界排在第38位，高于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国际上科技竞争指数与中国相近的国家，如澳大利亚等，人均GDP已超过一万美元，而我国人均GDP还不到1000美元。这一严酷的事实一方面说明我国底子薄，农村贫困人口较多，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的科技对GDP的贡献大大低于国际水平。(科技的贡献不限于增加GDP, 还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传播先进文化等, 因篇幅有限, 本文着重讨论对GDP的贡献。)我国创造单位GDP所需的R&D人员是日本的3.68倍，所需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是美国的4.48倍。这说明以对GDP的贡献来衡量，4－5个中国科研人员才能顶一个美国科研人员。

为什么我们的人均贡献率低，从分析我们身边发生的科研活动应当能找到答案。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不是科研的“产出”会对GDP增长有多大影响（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通过GDP反映出来），而是如何能申请到大笔科研经费。也就是说，我国的科研人员关心“进”重于关心“出”。责任心强的科研人员重视按时按要求完成科研任务，把完成任务当成“产出”，而这个“产出”是不是对GDP真正有影响就很少考虑了。其实，没有影响的“产出”可能比没有产出还糟，因为浪费了纳税人的钱。我们不应该过分看重“产出”的数量，而应关注“产出”的质量，“产出”的实际影响，包括对国家安全与地方经济等方面的实际贡献、对企业的实际贡献、高水平的人才输出以及其他方面的带动与辐射作用等。科研产出与科研经费收入是鸡与蛋的关系，我们只有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如何真正提高现有投入下“产出”的影响，才能获得更多的科研投入，形成良性循环。反过来，如果只关心怎样获得更大的科研项目，可能会事与愿违，反而得不到更多经费。计算所要想长期持续发展，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高的“产出，不断地做出真正有影响的成果并连同高水平的人才持续地转移到企业。科技与经济必须形成产业链，计算所一定要成为产业链上不可缺少不可代替的环节，真正使下一个环节增值。只有我们的“产出”对下一环节的“产出”做出了贡献，我们的工作才有价值。

科研成果对下一环节增值或对社会有没有重大影响不完全取决于科研人员是不是勤奋工作，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项科研工作究竟该不该做，不该做的科研工作做得再好也没有太多价值，这就是所谓“抬头看路”的问题。十分可惜的是我们在抬头看路上往往下功夫不够。许多事情走了弯路，冤枉花了很多“学费”，大多是事前没有想清楚该做什么。所谓技术创新的本领首先是选择做什么的本领。信息领域发展很快，新的技术层出不穷，表面上看起来可做的事非常多，随便看几篇论文或读几本国外公司的产品说明书就能决定做什么。但是，无数的失败告诉我们，真正有希望做出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方向其实并不多，我们必须精心地选择主攻方向与技术路线。这里讲的科研方向不是笼统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比如CPU芯片、高性能计算机、网格等等，而是指解决其中很窄范围内的什么问题以及用什么思路去解决这些问题。

选题难一是难在世界上现有聪明人太多，同行中有许多先行者，我们自认为是创新的思路可能人家早已做过并已证明不成功。选题难二是难在技术成功与否不完全取决于科研人员本身。上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上不少学者在宣传“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强调技术创新不是线性的，不完全取决于科学技术的新发明，而是取决于“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这一理论对科研选题有指导意义。我们在决定做什么时一定想清楚预期的成果会不会被社会（企业）接收，如何才能被社会接收。一定要了解与我们预期的成果相关的产品与专利，一定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做什么，要不断地扪心自问，我们能成功的依据是什么？只有经过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我们的胜算才会多一些。

有些科研人员会认为选题是专家组或制定课题指南的人要做的事，我们只要照任务书要求做就是了。其实，我国科技界值得反思之处正在这里，科技对GDP贡献率低根子可能也在这里。所谓课题指南无非是一个大的方向加上几项技术指标，比如，CPU设计指标是500M主频，高性能计算机的指标是4万亿次等。如果在研制过程中，没有产生对相关企业有重大影响的专利技术，仅仅是对这些指标交账的“研究”不会有太大价值。真正应从什么地方突破，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才会真正成功，指南上往往没有明确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谁扣扳机谁瞄准”有一定道理。我们作为第一线的科研人员（扣扳机者）一定要认真地瞄准目标，这个目标不是指南上写的大目标，而是经过我们认真调研并考虑过“产出”的影响后决定的非常精确的主攻目标。我们的目标不能停留在类似“攻到河对岸去”这样的要求，而是要精心选择河对岸的某一个滩头，并确定好在哪儿架浮桥或从哪儿能找到船。也就是说，做项目之前要想清楚我们要攻克什么难关，我们通过项目研究掌握的独有技术将如何转移到下一环节。我国科技界的弱点在于对这种精确的小目标缺乏判断力。

造成计算所科研效率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科研目标还不够凝炼。一个小小的计算所几乎覆盖了IBM公司的全部研究方向，从芯片到系统，从存储到终端，从数字电视到无线通信，我们都有课题在做，彼此之间联系不多。从局部来讲每个方向都很重要，都应加大投入力度，但从大局来看，要想迎头赶上、跨越发展，除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精心选择的很窄的突破口上出奇制胜之外，别无他路。在今年的全所战略规划会上，跨室合作成了热门话题，所务会在今年的经费预算中已加强了对全所公共信息与科研平台以及芯片后端设计、板卡设计等公共实验室的投入。我们现在应考虑的是各室的研究如何形成密切的上下游或互为部件的关系，真正集成我所在芯片设计、系统设计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实力，做出更有价值更有影响的成果。由所创新经费支持的课题一定要起到“粘结剂”的作用，为集成创新做贡献。

科研产出的影响小的深层次原因是不敢于创新和不善于创新。极而言之，一个研究所的产出主要取决于它的创新能力，创新少就产出少，没有创新就没有高价值的产出。研究所产出有多种形式，包括专利以及可转移的技术秘密（Know how）、自主版权的软件、公开发表的论文和技术报告、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系统、完成企业委托的科研任务以及培养的人才等等。在所有这些产出中最有价值的是凝结我们智慧的知识产权而不是按工时计算的劳力。所谓基础性、前瞻性研究与有明确“交账”目标的高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区别主要是前者风险更大而不完全在于出成果的周期长短。有重大影响的研究往往也伴随较大的风险，如果我们只习惯于做风险小的接近开发型的研究，就很难指望出真正有重大价值的成果，也不能起到信息产业技术源头的作用。美国加州Berkeley大学Patterson教授平均每五年做一个研究项目，先后发明了RISC、RAID、NOW、IRAM、ROC等在产业界有重大影响的新技术，他的研究思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从后发国家技术能力形成来讲，我国刚刚走出以使用技术为主的第一阶段，进入以改进技术为主的第二阶段，离以创造技术为主的第三阶段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即使在第二阶段，作为一个国立研究所，也应尽可能消化改进处于生命周期前端的技术。冀复生顾问指出：“产业发展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都有创新任务。研究所要根据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自身优势选择创新的战场。只要克服对创新的片面理解才会找到广阔天地。”创新存在于我们科研工作的各个环节，选题时有创新，研究过程不断出现新问题，不管是改进性能还是节省成本、提高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等都需要有创新的思路和方法。遗憾的是，计算所创新的风气还不浓，特别是青年人（包括研究生）创新的自信心还不足，也常常苦于找不到创新的途径。在所规划会上樊建平副所长关于如何激发创新性的发言和徐志伟副所长关于深度创新必要性的分析可能对大家会有所启发。

强调科研的产出和影响会不会导致急功近利，削弱创新能力？我认为不会。所谓科研的产出不是只看科研成果对当年GDP的影响，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成果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产生影响。在今年全所规划会上几位研究员都谈到“创新本身不是目的”、“不能为创新而创新”，那么创新的目的是什么呢？计算所不是做探索自然奥秘的纯基础研究，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而研究，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做外国学者已做到的事。我们的创新研究应为增强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做贡献。计算所科研原则第一条是天地原则（顶天立地原则）。天有高低，地有大小，天越高覆盖的地越大。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创造，比如图灵、冯.诺依曼创立的计算机理论与集成电路的发明，可以导致40－50年周期的以数字化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一个世界经济发展长波，而PC机、手机等发明可支持10年左右的经济发展中波。一个企业的几项核心技术专利可能支撑该企业几年的发展。那么，计算所的创新成果难道不应当有与其投入相称的影响吗？计算所不仅要重视当年或今后2－3年内起作用的专利、软件和论文，更应该重视对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有较大影响的专利和技术突破。相反，我们应尽量少做不产生专利或只产生无用专利的研究。高技术研究宽容失败，这种失败应是探索过程中有价值的失败（Interesting Failure）而不是无所作为或不考虑产出及影响的失败。

从科技体制来讲，影响计算所做出有深远影响产出的根本原因是相当多的科研人员（包括中层干部）对国立科研机构定位的疑惑。不少人认为，只要国家没有按人头给我们充分的投入，而是靠我们自己一个一个课题去竞争，就谈不上什么国立研究所，我们也就只能像企业研究所一样按出资者的要求做事，顾不了长远发展。诚然，计算所2002年总收入1.6亿元中只有2100万元是科学院按人头直接下拨的创新经费和事业费，还有2000万元联想利润返还，其余1.2亿元都是靠我们争取来的。但1.2亿元中8000万元左右来自863计划，这当然是国家投入，是课题申请来的还是直接下拨的只是手段，并不改变国立研究所的定位。随着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的增加和科研单位创新能力的增强，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对国立科研机构的预算性拨款应当逐步提高。但是至少近五年内我们还是要积极努力从各种渠道争取经费。要完成从目前这种自己争取经费型的国立科研机构向国家预算拨款为主的国立科研机构的过渡，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在目前这种较困难的条件下，自觉地按国立科研机构的目标和发展战略要求自己，做出比企业研究所更具有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科研成果，科研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如果我们越做越有竞争力，越来越成为不可缺少的环节，我们的定位就名副其实了。反之，如果我们自暴自弃，消极等待国家增加拨款，将来总有一天会自行消亡。世界上决没有免费的午餐，国家决不会养懒人。

资本、劳力与科技进步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三大因素。通俗地讲，统计科技对经济的贡献是假设在资本与劳力投入不变地情况下经济总量随时间的增加。按照全世界惯用的索洛方法统计计算劳力贡献时，一个博士与一个文盲是等量齐观的，因此人才培养的效果反映在科技贡献率内。每年从计算所毕业的众多博士、硕士是计算所“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合作项目为企业培养骨干技术人才也是我们的产出。我们要把研究生教育与人才培养放到与出科研成果同样的高度。导师不仅要关心学生的论文质量，而且要特别关注研究生的素质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师生之间不仅是教学关心而且应是终生的朋友，研究生毕业后导师和计算所管理部门仍要与他们密切联系。计算所不仅要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和学者素质，还要注重培养一部分研究生的创业精神，使一部分计算所培养的博士、硕士毕业后能领头创建高技术公司。我们要通过人才培养与转移使计算所的科研成果源源不断流向社会。

靠盲目扩大规模只能走回计算所的老路，提高计算所产出的唯一出路是提高每个员工和干部的科研效率及管理效率。因此人均产出和每万元投入的产出是衡量我们工作成绩的主要指标。调查表明，由于中国的人员成本较低，一般来讲我们人均投入的人民币数与美国人均投入的美元数大致相当时，在国内应能进行国际水平的科研工作。计算所目前的人均投入超过40万元（即使按400人计算），超过了上述标准，我们应该有信心在人均产出上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我们也只有在人均科研产出上超过发达国家才能后来居上、跨越发展。当然，我们强调人均产出并不是鼓励人自为战，而是要发扬团队精神，提高课题组、室乃至全所总的产出。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