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所应该做大事

　　　　 ——访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国杰院士

　　　　　　　　　 本报记者 马文方

记者：在计算机研究领域，中国和美国的国情有何不同，作为国立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所该如何发展?

李国杰：中国和美国的国情的确不一样，在美国并不都是学校在研究上领着企业走,很多企业的研究机构在很多领域的研究是领先的。在学术会议上，企业的研究人员在台上讲，大学老师和研究生坐在台下听的现象很常见，很多好的工作都是企业做的。美国也有些国立研究所，据我所知，大部分是与卫生、环保、健康、农业等相关的公益性研究机构, 信息领域的国立研究所主要是为国防服务和标准研究。而中国企业的开发力量较弱，与国外还有相当的差距。中国的国立研究所的研究水平相对国内企业还是有前瞻性的。

作为国立的计算机研究机构，计算所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工作。同时，也要为更多的企业最好是整个行业做一些关键性的、核心的和带有共性的技术。当前，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是国家根本的战略任务。你把很多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提高了，竞争能力加强了，提高了GDP，这是整个国家的大事。

所以，我说计算所希望做这样的事，它的辐射面很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很大。像晶体管的发明，光纤的发明为人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历史上，计算所还没有这么大的贡献，但计算所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要做出一些重大的发明，要有一些重大的知识产权，并以此来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计算所不能满足于向国家要点钱，做点项目，鉴定成果，然后国家再评个奖。计算所应该形成良性循环，辐射技术和成果后，从企业得到更多的回报，来发明更多的技术。计算所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多渠道的，既有国家的来源，也有企业和自己公司的来源。

记者：业界有这样一种说法，一流的公司卖标准，二流的公司卖技术、三流的公司买产品。作为计算机研究领域的国家队，计算所应该担负起为产业负责的重任。在行业的标准制定和技术框架方面，计算机准备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国杰：对产业特别是IT产业影响最大的是标准，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非常遗憾，计算所在过去的40多年里，在制定产业标准上起的作用并不明显。过去计算所没有哪项技术为整个社会乃至全球所普遍采用，并作为重要的工业标准。比如说，像Java、Linux、TCP/IP，WWW等重大的技术与协议都不是国内提出的。计算所正在研究第三代互联网应用，希望今后能拿到世界上，通过竞争得到世界的承认，这是计算所努力的方向，其他像信息网格、软件平台等都是我们在努力的领域。

　  将来，计算所不一定会靠卖标准过日子，但肯定要对标准做出自己的贡献。目前，比较好的是在非键盘输入方面，计算所参加了国家标准拟定。希望在信息压缩方面也有自己的贡献。今后，希望在智能化信息处理，大规模知识处理等方面其到应用的作用。

记者：国外一些大的IT企业的研究机构对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贡献很大，如施乐的PARC、贝尔实验室、IBM研究院以及后来的微软研究院等。他们的做法对计算所是否值得借鉴？

李国杰：国外很多企业的研究院在很多研究上起着领先的作用。说老实话，计算所现在所做的工作，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国外企业的研究院。我们现在做的课题与他们很相似。如微软搞的.NET与我们搞的一体化信息处理平台在思路上有很多相同的。

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他们的研究机构大的有数千人。我去过IBM的华生实验室，有2～3千人。而计算所包括学生在内一共只有600多人。在人力资源调用上，无法与这些研究院相比。再有，计算所还要承担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相关的任务，这方面是不能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另外，国外企业的研究机构可能会随着企业在市场上表现的好坏而大起大落。但作为国立研究所一定要考虑持续发展的问题。

记者：针对当前计算机科学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计算所重提“先集中和分散”的科研模式。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在国内建立计算机科学研究的生态环境？知识产权方面如何考虑？

李国杰：这是我们今天开会的一个动机。“先集中，再分散”这句话不一定准确，但下面这句话绝对不错：集中国家的优势力量，来攻克和突破一些关键技术，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一些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

但现在的情况和几十年前有很大的区别。两弹一星的年代，国家一声令下，全国各个方面的人才都云集计算所，没有人讨价还价，去考虑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在现有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地利用国内有限的研究资源，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的话，永远也做不成大事。

　  我今天在会上说过，计算所在很多方面还没有起到国家队的作用。国家队不是自封的，不仅要研究机构承认，还要企业承认。我们表达了自己真诚合作的愿望，我们没有说要领头，我们也不想占别人的便宜。

记者：开放是IT特别是PC工业的一个标志，开放同时也是基础研究的特点之一。计算所在考虑长期发展时，对当前国内一些研究机构普遍存在的近亲繁衍和人员流动低所造成的知识狭隘和老化是如何看的？

李国杰：一个研究所能否成为一流的研究所关键在于有没有一流的人才。如果你不开放，总是那些人，慢慢慢慢老化了，永远也做不了一流的事。但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个一流的研究队伍要有很好的继承性，今天开会在座的夏培肃院士是我国最早搞计算机的人，到会的韩承德老师是夏先生的学生，我是夏老师和韩老师的学生，今天做芯片汇报的唐志敏又是我指导的学生，芯片组的主要负责人胡伟武是唐志敏指导的的学生。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了。你看起来是近亲繁殖，但计算所的研究主线，体系结构，流水线等研究成果就是这样传递下来的，没有这些人马，我可以断言，芯片是做不出来的。

计算所是很敞开的，从国外回来的人也很多。应该说我们对引进新鲜血液非常重视，想尽办法从国内外引进人才。但并不一定说非要是国外回来的，非要年轻的才是人才。太过分强调一种力量是不对的。我们从电子所引进的一位原来负责军口的副总工程师王振松，他有50多岁，来所后，带着一批年轻人在做雷达实时成像上做出了很漂亮的工作，在全国领先。由有经验的同志带队，加上一批年轻人在前面冲锋，形成一个梯队。但年轻人已经是主力了，现在，计算所6个研究室的室主任平均年龄只有36岁，是个很年轻的队伍。

评论　　　　　　　　　　 人总要有点精神

　　　　　　　　　　　　　　  马文方

“我们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计算所离国际著名研究所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许多方面还起不到科研国家队的作用。几十年来，计算所还没有一项重大的技术发明创造在业界广泛采用被认定为国际工业标准。计算所对国家GDP增长的实际贡献也与国家的投入以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无形资产不相称，计算所还没有建立作为国立研究所必须具备的科研工作园区。”

本文开头这段话是李国杰在计算所45周年所庆上用来结束讲话的。这段话固然有自责的含义，但更多的是使命感。在拥有辉煌历史的计算所喜气洋洋的所庆上听到这段话，令记者产生了很强的震撼，感触良多。在物质较为丰富的今天，人总还是要有点精神的。那么计算所的精神在哪儿呢？记者以为主要有三。

首先是使命感。国立研究所的名字不单是响亮，更重要是一种责任。历史上，计算所人曾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为两弹一星研发计算机的重任，从而在其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今天，计算所人又为自己定下了通过重大的发明创造来推动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方向。使命意味着义不容辞。

二是不信邪，敢于啃硬骨头这是计算所的传统。两弹一星的年代是这样，曙光机的研发是这样；今天，“龙芯”芯片的研发也是这样。李国杰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做一个十几万门或者几十万门的小芯片，全国几十家企业都能做，那要我们干什么？如果这样，现在全国有上百个设计公司，多一个计算所又有什么用？我们应该做一些国家急需的，而别人又做不了的事。”，于是他们选择了集成电路的高端产品——CPU，而且选择的还是最难的类型——高性能通用型。道理很简单，国家需要。

三是实事求是。目前，集成电路热在国内持续高涨，CPU项目更是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已有多家单位宣布研制成功各式各样的CPU。但李国杰生怕媒体因隔行而产生误解，于是多次强调：计算所现在只是做出了个验证芯片，要做出商品化的CPU，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可能现在只完成了CPU研制三分之一的工作。

在充满诱惑和浮躁的今天，在遍地黄金的计算机领域，能这样做，的确难能可贵。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