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杰

借举办第二届中关村电脑节之际，谈几点关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体会与思考，侧重于国情、高技术与人才三个方面。本文的观点大都是在发展曙光公司的艰苦探索中形成的，受个人经验的局限，难免偏颇，企盼各位指教。

1、　 适应国情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不管是在中关村还是其他各地，绝大多数在国内取得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都能总结几条经验，其中有一条是共同的：熟悉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国情。相反，许多失败的高新技术企业也败在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自称精通马列主义，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不是他们的主张，而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今天，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主力恐怕也不会是那些懂得高技术但不了解国情的“高手”，只有用高技术之“箭”射中我国现代化需求之“的”的人才会获得巨大成功。

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建设刚刚起步。目前中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有关市场经济的法规和制度还不健全。且不说办高技术企业，就是办一个规范化的一般公司，对大多数国内经营者而言也需要学习许多西方公司经理已习以为常的管理知识。被国家经贸委认定有希望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方正集团最近决定要补公司管理这一课，聘任外企高级管理人员做公司总裁。这一举措很发人深思。总的来讲，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价格包括科技人员工资较低，国内市场较大，易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企业和销售代理业务，而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或对企业管理有较高要求的企业则有较大的困难。90年代以来的实践证明，以适应国情的产品，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软件和解决方案为主要发展方向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成功之路。国内巨大的市场潜力为我国提供了一个练兵的好场所，在国内市场上站稳脚跟才有本领冲出国门，走向世界。这是我们具有的比台湾、香港、新加坡甚至韩国和日本企业更易成功的有利条件。

2、　 提倡韧劲，坚持打持久战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地大而物不博，人多而素质不高，目前总体上还处于一穷二白水平。我们办一切事情都不要离开“初级阶段”这一基本条件。如同当年进行抗日战争一样，不能因有忧患意识就唱“亡国论”，也不能盲目乐观主张“速胜”，我们必须怀着必胜的信心打持久战，只是“科教兴国”这一仗会比八年抗战更长。长期的落后贫困使中国民众容易滋长尽快暴富的浮躁情绪。58年的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已使我们吃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苦头，但“大跃进”的心态还常常会显露出来。目前，国内宣传“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数字地球”等新潮流的舆论强度远远超过美国，这一方面反映我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加强启蒙教育是完全应该的；另一方面有些过头的宣传多少有点脱离了“初级阶段”的国情，有点像鼓励游客半夜三更起床看日出的味道。实际上，我们要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还要做许许多多扎实的基础工作。我们的社会还缺乏秩序和规范；国民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缺乏民主法治意识；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还缺乏信誉基础；全国各地都缺乏职业经理。这些都是影响完善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我们迈向知识经济的社会障碍。长期落后的工业经济使我国的用户对技术含量高的民族高技术产品缺乏信任，崇洋媚外风气和腐败作风使得启动高技术产品的内需尤为困难。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天天要碰到的国情。我们必须提倡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拼搏精神，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周到的服务一步一步赢得用户的依赖，胜不骄，败不馁，才能迅速健康地把我们自己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起来。

1、　 解决“两张皮”关键在改变观念

现在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是科研游离于经济之外，即所谓“两张皮”问题。但很多人把这一脱离的根源归结为建国初期学前苏联的科研体系，建立了一大批吃皇粮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因而目前解决这一难题的主要措施是断皇粮，迫使科研院所(尤其是省、部级院所)转变为企业机制。根据我们几年来从科研单位下海办企业的体会，研究所改为企业机制只是解决两张皮问题的初始条件，而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如同不少国营大中企业换了个股份制公司牌子以后仍然亏损一样，科研单位即使挂上企业牌子仍然可能保持两张皮，成为新的亏损企业。解决两张皮问题的关键是改变观念，而观念改变的难度可能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因为它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关。笔者既领导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又领导曙光公司，中心已视同为公司的研究开发部。按说在这种情况下两张皮问题应该不存在了，但是几年来我们为转变科研人员和经营人员的思想观念做了大量工作之后，现在仍常常发生科研与市场人员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尤其在决定上什么项目时冲突更为明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两张皮问题科研人员与企业经营者都要下大决心改变观念，决不能掉以轻心。

2、　 正确理解科技成果转化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已成为科技部门的重要任务，但对信息领域而言，“成果转化”这一提法很容易引起误导。实际上，大多数学校和科研单位鉴定的“成果”还只能算做关键技术，离真正有商业价值的成果还有很大距离，企业不下大功夫是不可能“转化”成市场产品的。因此国外常讲“技术转移”而不太采用“成果转化”的说法。对于高技术企业而言，一般不是先有科研成果，再搞成果转化和商品化。信息领域高技术产品的课题立项应从市场和应用需求出发，以一体化的思路考虑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摩尔定律迫使信息领域新产品的开发以前所未有的快节奏进行，如果按我们习惯的一年讨论立项、两年样机开发、再用一年成果转化，产品上市时已经是四年前的技术，注定会失败。其实，硅谷的大学，如斯坦福大学等，也很少给硅谷企业“可转化的成果”，而是突破一些关键技术，比如RISC技术等，大学的贡献主要是提供有创新和创业意识的人才。国外高技术企业普遍采取的产品经理制是解决科研面向市场的有效方式，产品经理综合考虑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给出产品定义和功能要求，将研究开发和市场纳入一个整体，产品开始设计时，如何销售已经规划好了。在这种形式下，不是上游到下游的“成果转化”，而是倒过来，由市场需求决定新产品定义，由产品定义分解为若干关键技术。学校与国立研究所搞的较长期的研究(3~5年)一定要争取较大的技术突破，即在性能价格比有5~10倍以上的突破，保证3~5年以后出来的技术一定会超过企业一年左右升级一次的换代产品技术。

3、　 科学与技术不是顺序的上下游关系

人们常把科学研究当成技术开发的源头，似乎技术成果应象河水一样从上游直接流到中下游。其实信息产品的重大发明与突破很少以线性形式顺序地从实验室到企业再进入市场，而是长期研究与短期研究交互影响，理论与实践肩并肩前进。所谓基础研究也会从产品开发中获得激励。政府支持的项目和企业开展的项目也是交互影响，协同实现知识创新。技术骨干在大学、企业和政府之间流动，会大大有利于知识创新。下面两个例子有力地证实上面的观点。

关系数据库的研究是从企业开始的，但得到政府项目大力支持后才实现商品化。50年代已开始用计算机管理数据，制定了Cobol标准，60年代以GE公司为主成立了数据库任务小组，71年公布了Codasyl标准，主要用于大型机、小型机。IBM也独家提出了IMS标准。IBM的Codd认识到上述标准的不足，提出了关系模型，通过与Codasyl制定者的一场大辩论，扩大了影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关系模型研制了第一个关系数据库Ingres，IBM中的一小队研究人员也开发了System R关系数据库，但IBM经营者并未看到其商业价值，中止了研究。IBM System R导致了SQL语言标准的制定。此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Stonebraker从NSF、美国军方和DARPA计划得到大力支持，完善了Ingres，并开放了源码，后来他建立了Ingres公司，几年后他进入了Infromix公司。Ingres的另一个开发者进入了Sybase公司。尽管IBM早期不积极，但IBM提出的SQL终于变成工业标准，经Oracle等公司大力推广，关系数据库已形成数十亿美元的市场。从上述复杂的开发过程可以看出政府、企业和院校的交叉影响，科学与技术的交互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如今已成燎原之势的Internet。60年代初ARPA(DARPA前身)的负责人Licklider是MIT的一位生理学家，他已认识到计算机将与人合作解决科技问题。他的接任者Taylor于1966年提出用网络实现多个用户存取信息，避免重复投资。他找到MIT的Robert进行网络研究。包交换技术最早由兰德公司的Baran提出，目的在防止网络受核武器攻击，类似工作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也在进行。67年Robert提出用包交换技术实现四个节点组成的ARPA网。69年在UCLA建立第一个节点，其他三个陆续建在斯坦福、UC Santa Barbara和Utah大学。以四个节点的ARPA网为平台先后实现了Telnet、FTP和email协议。73年建立了TCP/IP协议，定义包格式、流控制和错码重发机制。到1975年，ARPA网发展到100个节点，都是采用专用线路连接。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大学进行了共享无线网络和远程接入的基础研究，如ALOHA系统。在此基础上Xerox公司的Metcalfe实现了共享通信资源的以太网。MIT的Clark在DARPA支持下实现了高效率的TCP，使得局域网和Internet开始普及。70年后期，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启动NSFnet连接五个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刺激了路由器和域名服务器发展。86年NSFnet由56KB/S扩容到56MB/S。90年代初NSFnet已普及运用。95年开放商用Internet，发展到25万用户。目前十分流行的Web技术是日内瓦高能物理中心的研究人员Bernce-Lee提出的，而第一个Web游览器Mosaic是由NSF支持的美国超级计算机中心的伊利诺利大学学生Andreessers首先实现的。Internet发展史说明在长达30多年的努力中，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并肩前进，政府、企业和学校互相协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4、 技术创新的关键是选择最佳增值环节

“创新”一词英文是innovation，其含义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本质上是如何把知识变成钱。因此，技术创新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而在信息领域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如果只是花精力弄明白别人推向市场的技术，然后仿制同样的产品，证明自己也有能力做这件事，往往劳而无功，因为别人在你仿制时又推出性能价格比更高的升级产品。一般而言，在信息领域别人做得很好的东西，尤其是形成事实上标准的技术，往往我们不应该再花力气。我们应选择别人不是很强而且标准尚未确立的方向去努力。我们的体会是选择“做什么”比知道“怎么做”更重要，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Know how”，而是“Know what”。所谓科研上的选题不是笼统的大方向，如Internet、电子商务、服务器之类，而是要在从器件到应用软件这一长长的增值链上找最佳的增值环节。我们做的技术创新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我国经济建设最大的弊病是重复建设，同样，我国科研开发最大弊病也是低水平重复，难以在应该有所为的地方创新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创新难在有所不为。

几年来，智能中心和曙光公司在技术创新上做了许多探索，逐步明确我们开发的新产品，特别是高性能服务器产品，要突出SUMA特色，即可扩展(Scalability)、易用(Usability)、好管理(Manageability)和高可用(Availability)。我们的主要精力花在让我们设计、制造的计算机用户使用起来更方便更容易更放心，并且通过可扩展性保护用户的已有投资。我们开发的超级服务器和机群操作系统就体现了这一特色。实践证明，我们选择的创新方向已得到广大用户认可，路子越走越宽。沿着这一创新思路，我们去年和今年推出的Internet应用软件(天罗、天联系列软件产品)和安全服务器Netbox系列产品，大大方便用户从网上获取感兴趣的信息，消除了用户的各种担心，受到用户普遍欢迎。

1、　 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发现和运用知识的人才

知识经济的核心不是知识，而是发现和运用知识的人才。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同样，人也不能成为知识的奴隶。进入知识经济的条件不完全是人们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看国人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和知识的应用程度。做为传播文明的重要工具，纸和印刷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最早发明的优势并未导致中国首先进入工业文明。今天，Internet已成为传播人类文明的新工具，它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只要我们善于应用，同样可以在Internet这块基石上创建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一谈到知识经济，总要提到硅谷。硅谷的本质是一种文化，是鼓励创新和“失败是福”的文化。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试图“克隆”硅谷，但成功的不多，原因是没有建立起类似硅谷的文化。高新技术开发区不是几所大学加上若干公司的拼凑，也不是靠减税免税等政策倾斜就能成功，开发区的主要责任应该是培育一种比别的地方更容易产生创新人才的文化环境。

2、　 高技术人才的创新意识与协作意识

我的一位朋友，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的一位首席科学家顾钧教授讲“创新需要童心”，童心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青年人比成年人更有好奇心，学问小的人比学问大的人更少束缚，因此，创新的主力应该是年青人，信息领导尤其如此。知识经济不仅需要众多的人才，而且更需要尖子人才。一个出类拔萃人才的发明创造甚至可以带动一个产业。回顾信息产业发展史，这样的例子很多。自然界的规律是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但信息领域不乏小鱼吃大鱼的例子，产品如此，企业也如此。君不见微机不断向上蚕食传统工作站甚至小型机的市场，创立才几年的小公司迅速成长不断向老牌大公司叫板。在信息领域，小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创新意识强的人才大多分布在各个小企业。所以，对全世界开发区做过深入调查分析的田长霖教授得出结论：开发区要有1000个以上小型创新企业才有活力。

企业招聘到一批本事大的人并不是太难的事，难的是如何组织这一批人朝一个既定目标走。就像一堆零散的珍珠价值并不高，如果能串成项链价值就大大提高了。从企业讲，这是人才管理和人力资源发掘的问题；而对个人而言，这就是协作精神问题。也许是我国在教育上出了毛病，许多企业都反映协作能力差是当代青年科技人员较普遍的短处。西方人往往是通过交流协作把个人的手艺变成一门学问，而中国学者常常把学问变成一门手艺，怕别人知道自己的成果。其实，竞争前的协作(coopetition)是发展高技术的重要手段。经过多年的实践，笔者体会到：成小事主要靠业务本领，成大事主要靠德行和协作能力。

3、　 每一时代都需要一批先驱者

每一时代总有一批关心国家与人民大众利益的先驱者。将个人理想溶入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集体事业中是先驱者的基本素质。孟加拉诗人泰戈尔说过，“鸟翼上系上黄金，鸟就飞不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很难成为创新、创业的持久动力。创新需要激情，需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激情。创新所获得的知识产权要通过比一般的投资回报更高的超额利润才能反映出来，因而智力投入的成就也就反映在超越金钱的能力上。单纯要求先驱者讲奉献精神不利于普遍地调动积极性，国家、企业和院校要爱护人才，不要让先驱者永远吃亏。

4、　 立足国内的优秀人才是真正的一流人才

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一流人才出国，二流人才进外企，三流人才进国内企业或院校。”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出国留学或工作是政策上允许的，长远来讲，对国家有利。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富强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安全与幸福是密切相关的，科索沃的悲惨现状难道不引起我们深思吗？许多老科学家都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爱国、愿意为振兴中华民族尽心尽力是中国一流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看到国内的阴暗面而不失去振兴中华信心的有志人才和受过西方文化薰陶但不迷恋西方舒适生活的学者是振兴民族产业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