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而致远

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

李国杰

我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在久别重逢时问我现在在追求什么，我郑重地回答她，我在追求宁静。对于一个在激烈的竞争中拼搏的人居然追求宁静的生活，老同学以会意的目光表示了她的理解。的确，从读高中开始，由于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我的生活道路坎坷不平，对于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从未有过奢望，只想在宁静的生活中追求洁身自好。林则徐与诸葛亮的两对条幅“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的座佑铭。直到现在，经过一个星期繁忙的方案讨论、拟稿、会议、谈判、出差等紧张活动之后，每当周末两天我一个人坐在静悄悄的办公室里考虑新产品的设计方案，或从Internet网上查阅最新的科技文献资料、阅读新从国外买回的专著、偶尔也看看高水平的社会科学著作或文学、哲学和经济方面的杂志报刊时，我就感到有一种摆脱了五天来的疲倦与困扰的惬意。回首半个世纪以来经历的风风雨雨，感慨良多，因忙于业务，一直无暇动笔。在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学部的再三催促下，赶写这篇自述，对大学生活、出国留学和投身863高技术计划中几件对我的思想与情感有影响的事略做评述，不求对读者有所裨益，但愿不要误人子弟。

一、动荡的北大生活

　与一般大学生不同，我62年进北大物理系之前，已经当过一回大学生。60年我毕业于湖南省的一所重点中学──邵阳市二中。我的故乡邵阳市是资江上游的一座小城市，虽然交通不甚方便但历史悠久，文化气息较浓，今年要庆祝建城2500年。学校的师资与学风都不错，加上自己的努力我的高考成绩相当出色，六门考试平均每门92.6分。但当时中学生考大学之前已按家庭出身分成三类，我的成绩再好也只能被第三类学校录取。我被一所准备要办但当时并不存在的湖南农业机械化学院录取，做为未来的师资先在湖南大学机械系代培。一年以后由于农机学院停办我这个一年级大学生就“提前分配”到冷水江钢铁厂当地方铁路的火车维修工。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使我深深体会到国家的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了青年人的前途。我第二次高考能进北大就沾了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制定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所谓“修正主义招生路线”的光。

　进入北大这一国内最著名的学府学习是我科学生涯的起点，我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六年多学习期间我只回家度假二次，中午也从不午睡，常常是在报刊杂志阅览室渡过午休时间。为了激励自己，我在床头贴上一张自己画的“窗口的烛光”和一行题字：“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尽管在北大正规学习时间不到四年，主要学习以理论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与量子力学为主的基础课，但北大严谨扎实的学风已为我以后的科研打下了基础。我对北大教学印象最深的是习题课。在普通物理习题课上老师讲一道题，通过提问可以把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各种错误概念全“揪”出来，使人受益非浅。后来我虽然转向工程学科，但理科培养形成的对新知识的好奇与追求、以及严密的逻辑思维使我终生受益。实际上，我85年在美国IEEE Trans. On Computers学报上发表的关于最优脉动阵列设计的论文就是受物理学刚体运动原理的启发，独创性地采用参数来描述计算机中数据块的“运动”，找到了设计最优算法的统一方法，受到同行重视，后来有几十篇学报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大学生活对一个人的治学态度有很大影响，刚进北大不久我就听过郭敦仁和高崇寿教授讲治学方法，印象很深，至今我还保存着那次讲座的笔记。

北京大学绿树成荫、湖光塔影，环境宁静。但从63年起，学校就未安宁过，学九评、搞社教、四清、五反，运动一个接一个。66年6月我们从四川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回校就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地停课“闹革命”了。“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它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恐怕要经过几代人才能消除。但文革中我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有的正直善良，有的阴险狡诈，也结识了不少学外语、法律、哲学、文学的朋友，大大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特别是66年冬天我与同班十余人结队从北京步行长征到延安，沿途经过河北、山西、陕北许多革命老区，亲眼见到我们祖祖辈辈耕作了数千年的黄土地还如此贫困，心灵上产生巨大的震撼。在长征途中我们走过抗战期间某次战斗后留下的一片无名烈士的墓地，凝望着这一块块无字墓碑，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面对以生命换来新中国的无名战士，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计较个人的得失和荣辱？

　动荡的岁月使我失去了成为理论物理学者的机会，但我的心里开始萦绕着几千年来辛勤劳作但仍过不上好日子的中国老百姓。

二、力图挣回十年损失的留学生活

　经历了十年浩劫，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时我考上了中国科大读研究生。当硕士论文快完成时，我的导师夏培肃院士问我：“我准备推荐你到美国留学，你有什么想法？”我十分感激夏老师的推荐，但我的回答令今天许多人看来像个傻子。我回答说“如果去两年能拿到博士我愿意去，如果要四年以上我就不太想去”。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已经快38岁了，我需要抓紧时间工作把十年耽误的时间抢回来。81年8月我以自费公派名义（拿奖学金）赴美去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在攻读博士的四年和毕业后到伊利诺依大学作博士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几乎天天过着宿舍－－实验大楼两点一线的生活，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2点一直泡在教室、图书馆或实验室里，成了名副其实的“论文机器”。我为浪费了十年最有活力的青年时代感到惋惜，总想尽快把十年的损失补回来。81年一进普渡大学我就开始写论文，到86年底回国，我与导师合作已在美国权威性的计算机学报等刊物和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发表（录用）了30多篇论文，在同行中有较大影响。回顾这一段生活，我对于美国是天堂还是地狱没有时间体验，只感到美国是写论文的好地方。

　发表许多论文不是我在美国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应当做什么样的研究和如何在计算机领域做研究。我的导师华云生教授是香港出生的华裔学者，比我年轻，现在已经是美国计算机界很有名的学者。双方以诚相待与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成为了知心朋友。华教授十分重视论文选题的动机(Motivition)和把一篇论文做到底，这对我回国后的研究影响很大。我指导研究生时也像华教授一样，要求学生下很大功夫自己选题，想清楚做这项研究有什么用，而不是我出题，学生像完成一个大家庭作业一样做论文研究。在国外期间，我力争每一项研究都做出权威学报论文水平的成果，不满足于会议论文。国外的学习与工作使我坚信具有坚韧不拔的恒心与耐心是科研人员的必备素质，见异思迁、浅尝辄止的人绝对做不出有份量的成果。

三、投身“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宏伟事业

回国十年来我几乎将全部精力都花在实施国家高技术(863)计划和高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上。一个崇尚“与世无争、与人无争”、追求宁静生活的学者要天天面对生死存亡的竞争，思想上必然经历痛苦的磨炼。搞高技术产业化的策划者既要与世界上高技术研究领域一流的学者打交道，又要与产业界的老总们打交道，既要与书本打交道，又要与人、财、物打交道，对我来讲，无疑是新的挑战。记得在一次谈心中，汪成为院士劝告我：“人在江湖中，身不由已”。诚哉斯言，我这个高技术产业化大潮中的身不由已的弄潮儿正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力求更加自觉地投入另一种更有意义的拼搏。

　在863计划中，我们智能机中心主要承担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与推广任务。为了缩小我国在高性能计算机领域与国外的差距，计算界几代人做过可歌可泣的努力，现在这一历史责任已经落在新一代年青人肩上，而我的责任是为年青人引路，凝聚一支突击队。面对外国各大计算机厂商纷纷进驻中国、几乎全部瓜分中国高性能计算机市场的严酷现实，我们首先要树立敢于占领一席之地的信心。92年3月，中心召开誓师大会，我将年青人满腔的热忱凝结成七个字，“人生能有几回搏”，叫人写在黑板上，从此为振兴民族高性能计算机产业而拼搏成了我们共同的信念与追求。要想获得成功，除了组织一支敢于冲锋陷阵的队伍之外，还要有一条正确的技术路线，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策划如何才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几年来，我们坚持“以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软件带动高性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战略，以提供各种档次的服务器为主，先后推出曙光一号、曙光1000并行机及天演、天阔、天潮三个系列服务器，已在教育科研、税务、商业、石油、铁道等十几个行业初步打开市场，并敢于在大型国际性招标中向外国大公司叫板，成为使外国公司不敢轻视的一匹黑马。回顾这一段拼搏的历史，我深深体会到发展高技术产业为有抱负的学者提供了比写论文的实验室更宽广的舞台。我们已经见到振兴民族高技术产业的一线曙光，尽管前面的道路仍十分艰难，和我的战友们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中国工程院1998年编选出版的“院士自述”，1999年选入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文库精选续编“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