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智能中心早期的国际学术交流

李国杰

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从一成立就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有几件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

智能中心刚成立就面临发展战略选择。863计划306主题叫智能计算机主题，我们的中心叫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显然国家的初衷是要我们研制智能计算机。但是，要不要追随日本人研制以并行推理机为标志的第五代计算机，我和专家组的一些学者都有疑虑。为了更广泛地听取国内外专家的意见，以智能中心为主办单位，306专家组于1990年5月在北京饭店召开了智能计算机发展战略研讨会。我们邀请了美国总统科学顾问许瓦尔兹教授、神经网络理论的奠基者之一霍普菲尔德教授、日本第五代机的主要研制者田中英彦教授、美国伊利诺依州立大学的华云生教授、南加州大学的黄铠教授、波音公司的德格鲁特研究员等参加会议发表意见。我国吴文俊教授等一百多名学者到会。89年六四风波以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很少召开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在当时是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国际学术会议，宋健国务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外国著名学者。在联系过程中，许瓦尔兹教授曾说要转交一封美国总统的信给中国。这是会议中的一个花絮。参加会议的多数外国专家不赞成走五代机的路，建议根据中国国情，先研制工作站。我们将国外专家的意见整理成一个会议纪要上报国家科委。这次会议对智能中心选择以通用的并行计算机（从SMP做起）为主攻方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从哈工大借调到智能中心的李晓明教授为会议的准备与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智能中心成立初期大多数员工是刚毕业的博士、硕士，而且多数是计算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培训员工尽快学会怎样设计计算机、掌握体系结构和操作系统同时了解智能应用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为了使国内学者了解国际前沿研究成果，智能中心先后邀请了有知识工程之父之称的菲根鲍姆教授、RISC的发明人D.Patterson教授、留美学者中在体系结构方面最有影响的李凯教授到计算所各举行了为期一周左右的讲课。南楼阶梯教授座无虚席，北大、清华等许多高校学生与智能中心员工一道听课，受益非浅。我至今记得Patterson教授小鱼吃大鱼的胶片。这种形象的图片比长篇大论文字更清楚地阐述了计算机的发展趋势。李凯教授“Mirco is fast”的名言对扭转当时“机器越大越有水平”的误解很有震撼作用。当时智能中心的青年学者求知欲很强，思想活跃，改变了计算所沉闷的学术氛围。

智能中心不但把专家请进来，而且经常派科研人员走出去。有些人是分派到国外知名大学攻读博士。当决定派孙凝晖去普林斯顿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时，不少人担心一去不复返，我对智能中心的员工有信心，我的体会是越信任员工，员工越不会跑。事实证明我们的技术骨干是好样的，孙凝晖在美国做完博士论文研究后按期回国，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更多的走出去是短期考察访问。曙光1000研制成功后，智能中心组团访问美国，受到国外大学与企业的尊重与热情接待。由法国布尔公司出路费邀请智能中心和曙光公司一行十余人访问法国和意大利，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国人的尊严。当我们走进布尔公司总部大楼时，高高的旗杆上飘扬着五星红旗。我原以为他们同时接待我国政府代表团，布尔公司告诉我们升中国国旗就是为了接待我们。学术交流一定是以实力为基础，只有我们做出让世人眼睛一亮的成果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在与国外企业、大学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学到不少东西。当我在奥斯汀参观IBM公司的主板与计算机生产线时，望不到头的表面封装印制板生产线和几层楼高的货架给人震撼，我才知道什么叫大工业生产。通过与高校教授的交流也真正促进了我们的科研。当我们开始研制Wormhole Routing芯片时，公开发表的文献讲得很虚，研制者不得要领。我通过向美国仉明选教授咨询，从MIT博士与硕士论文中找到了Wormhole Routing较为详细的介绍，大大加速了路由芯片设计。

智能中心国际合作与交流最精彩的一幕肯定是派人到美国研制曙光一号并行机。我们不是与美国某一个企业或大学合作，而是在硅谷租了一间房子住和工作。充分利用硅谷的大环境，需要什么软件和零部件，打个电话就有人送来，有些软件还让我们免费试用。这种借树开花、借腹生子的做法大大缩短了机器研制周期。樊建平、陈鸿安等几名派出的开发人员在他们戏称的“洋五七干校”中创造了一项中国计算机研制历史上的奇迹，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曙光一号研制载誉归来，实现了他们在“人生能有几回博”誓师大会上讲的“不做成机器回来回来就无脸见江东父老”的诺言。

美好的回忆激励我们更高昂的斗志，智能中心要发扬对外开放、溶入世界的传统，站在国际巨人的肩膀上，攀登更高的科技前沿。